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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上单车，呼的一下冲上了七一广场。那是十一月份，南宁最美好的季节，酷热已经散尽，凉爽袅袅婷婷，所有的树叶都呈现出一种深秋的墨绿，所有的墨绿都变得更加肥厚，完全是一派丰收景象。
我走在大街上，就像一个农民走在收割的田野里，风是金风，露是玉露，满城的树叶都发出哗哗的喧响，它们一会儿把浅色的背面翻过来，一会儿又把正面的深色翻过去，这使满街的绿色深深浅浅，层次丰满。阳光在叶子上跳荡，绿色煜煜生辉，天地间一片辉煌，连世界上最丑陋的牛肚果（即木菠萝，外壳像牛胃，深棕色，有密密麻麻的凸刺）在秋天午后的光线下也变得像一面面金锣，在明亮的蓝天下当当敲响。
朝阳路、火车站、中华路，往左拐，衡阳路、友爱路，在友爱路尾，这个城市的尽头，马路的左边，就是广西电影制片厂。
淡黄色的大门，寂静而神秘，我穿过铁栅栏，穿过一大片空地，穿过花坛和收发室，一楼、二楼、三楼、四楼，四楼的左边就是文学部。
整个文学部静悄悄的，只有一间办公室开着门，我探头看见部主任一个人正坐在办公桌前，我说：我来报到了。主任说：好，好。他带我到二楼财务科，把我的工资关系交给一个女同志，然后领我到图书室借书。主任说：这段时间你的工作就是读书，先熟悉电影，每个星期一上午九点来开例会，星期六下午四点来扫地，其余时间在家。
然后就没事了。
我又沿着友爱路、衡阳路、中华路、火车站、朝阳路七一广场一路飞车回家，满街的叶子再次沙沙鸣响，纯银的音色在晴空中化作漫天的清流，从我全身敞开的毛孔长驱而入，直抵我的五脏六腑，我的身体溢满了因膨胀而轻盈的气体，有一种力量将我往上托，我既在浪涛上，又在空气中，所有的房屋大楼、电线杆、交通亭、垃圾筒，所有的树叶，连同牛肚果，统统都在说着同一句话：不用上班了！每天都能睡懒觉啦！
自由从天而降，朝辞白帝彩云间，泪飞顿作倾盆雨，便从衡阳到朝阳，李白杜甫和毛主席的诗篇像飞箭，嗖嗖掠过我的血液，发出噼噼啪啪的火光。
到了星期六，我就兴冲冲地去扫地。
已经有整整一个星期不去上班，我觉得不太对得起我的工资，于是把扫地当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到厂里面积辽阔、荒草丛生、落叶满地堆积，我觉得要从四点扫到六点是很有可能的。
我早早就到了，文学部三个办公室都关着门，一个人都看不到，我没有钥匙进不了，只好在楼道里徘徊，我徘徊了差不多半小时还没看到有人来，于是我又从四楼到一楼，从一楼到四楼，上上下下走了几个来回，还是没有人。
已经四点过了，我有点着急，看到楼道里有一个半人高的大竹扫帚，拿过来就在楼道里扫了起来。扫了几下，又觉得一个人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扫地比较奇怪，有一种上不着天下不到地的悬空感。
我疑惑着放下了扫帚，重新下楼。我走到办公大楼旁边的橱窗跟前，那是一个要塞，谁来都要经过那里。我打算等到有人扫地我才扫，否则我无法确定自己在一个新单位的行为。
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文学部的同事，我向他打听包干区。他说，包干区就是你我脚下站的这块地方，没什么好扫的。说完他就到收发室看信去了。我左右看看，其他部门有人拿着扫帚陆续出来了，没有文学部的人，我内心感到无比孤独，如芒刺在背，有一种四面受敌之感。好在只是方寸之地，我几下就扫完了，我有些不放心，又去问别的部门的人。那人瞪着我说：你们文学部经常出差，包干区就那点。
扫完地上楼，文学部的秘书才来。
她告诉我部主任出差到北京去了，下星期一不用来开会，主任让她布置我看剧本并提出意见，但又没留下本子。她让我先看看书，等主任回来再说。这样我就可以回家了。
这就是我第一次到电影厂上班的情形。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整整一个星期不用来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不管谁当部主任，都会经常到北京去，主任一不在家就不用来开例会，扫地也是不用扫的，一年扫两次就够了，十一一次，元旦一次，你一次都不扫也不会扣你工资。
有时候连着两三个星期都不用来上班，连你自己都忘了是电影厂的人，这时厂里却来了电话，说厂里发广柑橘子了，你快来拿吧，水果不能放。有时是白糖，一发就是十斤，有时是排风扇，一人一个。当年电影厂经济效益甚好，经常有东西发。我用自行车把一筐新鲜的广柑、橘子、芒果运回家里，整日睡大觉、写小说、谈恋爱，我边写小说边吃水果，每天要吃一两斤，这边刚刚吃完，那边又通知说厂里发水果了。
那真是我一生中少有的幸福时光啊！这样的好时光再也不会有了。为此我永远都要感谢广西电影制片厂。
假如厂里现在还能发得出工资，不但发得出工资还能给我分房子，而且不用坐班，假如有一天它说：林蛛蛛你回来吧！我一定会连滚带爬，昼夜兼程，像飞蛾扑火那样奔向它！
当然，这只不过是我的痴心妄想。
二
我身穿黄色衣服的照片有一张摄于广州，那是一身黄色的连衣裙，我歪着头站在东方乐园的门口，面带微笑，兴致十足。
，骑上单车，呼的一下冲上了七一广场。那是十一月份，南宁最美好的季节，酷热已经散尽，凉爽袅袅婷婷，所有的树叶都呈现出一种深秋的墨绿，所有的墨绿都变得更加肥厚，完全是一派丰收景象。
我走在大街上，就像一个农民走在收割的田野里，风是金风，露是玉露，满城的树叶都发出哗哗的喧响，它们一会儿把浅色的背面翻过来，一会儿又把正面的深色翻过去，这使满街的绿色深深浅浅，层次丰满。阳光在叶子上跳荡，绿色煜煜生辉，天地间一片辉煌，连世界上最丑陋的牛肚果（即木菠萝，外壳像牛胃，深棕色，有密密麻麻的凸刺）在秋天午后的光线下也变得像一面面金锣，在明亮的蓝天下当当敲响。
朝阳路、火车站、中华路，往左拐，衡阳路、友爱路，在友爱路尾，这个城市的尽头，马路的左边，就是广西电影制片厂。
淡黄色的大门，寂静而神秘，我穿过铁栅栏，穿过一大片空地，穿过花坛和收发室，一楼、二楼、三楼、四楼，四楼的左边就是文学部。
整个文学部静悄悄的，只有一间办公室开着门，我探头看见部主任一个人正坐在办公桌前，我说：我来报到了。主任说：好，好。他带我到二楼财务科，把我的工资关系交给一个女同志，然后领我到图书室借书。主任说：这段时间你的工作就是读书，先熟悉电影，每个星期一上午九点来开例会，星期六下午四点来扫地，其余时间在家。
然后就没事了。
我又沿着友爱路、衡阳路、中华路、火车站、朝阳路七一广场一路飞车回家，满街的叶子再次沙沙鸣响，纯银的音色在晴空中化作漫天的清流，从我全身敞开的毛孔长驱而入，直抵我的五脏六腑，我的身体溢满了因膨胀而轻盈的气体，有一种力量将我往上托，我既在浪涛上，又在空气中，所有的房屋大楼、电线杆、交通亭、垃圾筒，所有的树叶，连同牛肚果，统统都在说着同一句话：不用上班了！每天都能睡懒觉啦！
自由从天而降，朝辞白帝彩云间，泪飞顿作倾盆雨，便从衡阳到朝阳，李白杜甫和毛主席的诗篇像飞箭，嗖嗖掠过我的血液，发出噼噼啪啪的火光。
到了星期六，我就兴冲冲地去扫地。
已经有整整一个星期不去上班，我觉得不太对得起我的工资，于是把扫地当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到厂里面积辽阔、荒草丛生、落叶满地堆积，我觉得要从四点扫到六点是很有可能的。
我早早就到了，文学部三个办公室都关着门，一个人都看不到，我没有钥匙进不了，只好在楼道里徘徊，我徘徊了差不多半小时还没看到有人来，于是我又从四楼到一楼，从一楼到四楼，上上下下走了几个来回，还是没有人。
已经四点过了，我有点着急，看到楼道里有一个半人高的大竹扫帚，拿过来就在楼道里扫了起来。扫了几下，又觉得一个人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扫地比较奇怪，有一种上不着天下不到地的悬空感。
我疑惑着放下了扫帚，重新下楼。我走到办公大楼旁边的橱窗跟前，那是一个要塞，谁来都要经过那里。我打算等到有人扫地我才扫，否则我无法确定自己在一个新单位的行为。
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文学部的同事，我向他打听包干区。他说，包干区就是你我脚下站的这块地方，没什么好扫的。说完他就到收发室看信去了。我左右看看，其他部门有人拿着扫帚陆续出来了，没有文学部的人，我内心感到无比孤独，如芒刺在背，有一种四面受敌之感。好在只是方寸之地，我几下就扫完了，我有些不放心，又去问别的部门的人。那人瞪着我说：你们文学部经常出差，包干区就那点。
扫完地上楼，文学部的秘书才来。
她告诉我部主任出差到北京去了，下星期一不用来开会，主任让她布置我看剧本并提出意见，但又没留下本子。她让我先看看书，等主任回来再说。这样我就可以回家了。
这就是我第一次到电影厂上班的情形。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整整一个星期不用来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不管谁当部主任，都会经常到北京去，主任一不在家就不用来开例会，扫地也是不用扫的，一年扫两次就够了，十一一次，元旦一次，你一次都不扫也不会扣你工资。
有时候连着两三个星期都不用来上班，连你自己都忘了是电影厂的人，这时厂里却来了电话，说厂里发广柑橘子了，你快来拿吧，水果不能放。有时是白糖，一发就是十斤，有时是排风扇，一人一个。当年电影厂经济效益甚好，经常有东西发。我用自行车把一筐新鲜的广柑、橘子、芒果运回家里，整日睡大觉、写小说、谈恋爱，我边写小说边吃水果，每天要吃一两斤，这边刚刚吃完，那边又通知说厂里发水果了。
那真是我一生中少有的幸福时光啊！这样的好时光再也不会有了。为此我永远都要感谢广西电影制片厂。
假如厂里现在还能发得出工资，不但发得出工资还能给我分房子，而且不用坐班，假如有一天它说：林蛛蛛你回来吧！我一定会连滚带爬，昼夜兼程，像飞蛾扑火那样奔向它！
当然，这只不过是我的痴心妄想。
二
我身穿黄色衣服的照片有一张摄于广州，那是一身黄色的连衣裙，我歪着头站在东方乐园的门口，面带微笑，兴致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