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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是想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了。自已带来的钱以及那300多元的薪水已经花完了，现在是钟离东用他那并不高的工资来支付两人的伙食费、房租和零用钱。这样一来，这间可怜的小屋身价已经涨到了每月280元，差不多是我在老家上班时的月工资了。今天钟离东领了工资，便立即抽出三张“老人头”扔给我，这是给我的“零花钱”
我默然地收起了钱。没有说“谢谢”说也是废话。我和钟离东之间，不是一句“谢谢”能够可以表达的。这个二十世纪末的中国，人与人之间，亲戚朋友与亲戚朋友之间，能够达到我与钟离东这样默契、这样真诚、这样纯洁的话，实在是凤毛麟角了。在这物欲横琉的时代，金钱与吞噬了人间许多人的善良与真诚。在城信与友谊纯度大减的今天，尚存的只有我与钟离东了。东方一笛做不到这一点。“人生难得一知己，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感叹道。
但我明白，虽然我没有一些负债感，但却又因此多了一份责任，一份不辜负朋友的责任。我如果不努力尽快改变现状，只会给钟离东带来更多的麻烦，甚至因此拖垮他。对于花钱，我开始不像刚来时那样毫无节制，而是变得谨慎了，甚至准备戒烟了。
我又想起了自己借给杜鹃红的那三万元钱，想起了她的来信。杜鹃红呀杜鹃红，我在北京放不下的仍是这个名字。当初唐姨知道我给杜鹃红借款并决定自己承担那份高额利息时，恨得直磨牙：“你这个傻瓜，我要是你的亲姨，非甩你几个耳光不可！”
是的，唐姨不是我的亲姨，但在我心里她比亲姨还亲。话又说回来，唐姨是我在一次舞会上结识的。后来接触多了，便亲密起来，可以说唐姨待我胜似亲侄。我们的交情，早已胜过了那份血缘关系。就是我李湘辉与情人的销梦，也能说给唐姨听。在我心里，我感觉她比自己的母亲还好。
虽然，我不是说我母亲不好。在我心里，母亲是一个伟大而平凡的农家妇女。她生活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里，既要孝敬七十高铃的公婆（也就是我爷爷奶奶），还要照顾我和姐姐、弟弟三个儿女，可谓重担在肩。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农村还没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吃粮还得靠挣工分换取。重活生产队不派我母亲去，干轻活时间长，挣的工分却少。我父亲当时是生产队的会计，整天忙碌于生产队的事，常常是早出晚归，家里的一大堆子事只能由母亲独自一人承担了。母亲为了全家能填饱肚子，一有空就到家里的自留地里锄草、上猪粪。她琢磨着种些既长“头发”又生“蛋”的菜来帮助家里人充饥，如红薯、南瓜等。嫩绿的红薯殃、南瓜藤用来当菜吃；成熟的红薯、南瓜掺面蒸当饭吃有时为了给我们调口味，就把红署切成丁和米同时倒进沸水锅里煮成红薯粥，或把南瓜蒸熟后和些面做些南瓜蒸菜。我母亲有个习惯，即饭菜做好以后，总要张罗一声：“你们先吃饭。”我们便吃饭，我奶奶这时便颤颤颠颠地走过来对我母亲说：“你快去吃饭，我来喂猪。”我母亲这时才去吃那剩下不多的饭菜。
母亲把红署和南瓜视为家人的“救命菜”记得有一次，调皮的我到自留地里转悠，看见南瓜藤爬在红薯殃上，担心不利于红署生长，便四回家拿来镰刀，一袋烟工夫就结束了挂满灯泡时的南瓜秧的命。一向外弱内强的母亲，看见南瓜被砍得一片狼籍，心如刀剜，脸上的平和顿时全消，眼泪潸然而下，埂咽着：“这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菜’啊！”当我听了母亲这句发自肺腑的伤心话时，十分懊丧。
母亲足是个持家能手。她精打细算，靠卖鸡蛋供我们姐弟三人读书，靠积攒分分角角的钱换取油盐。母亲一生多磨难，含辛茹苦地把我们抚养成*人。如今，母寄已近花甲。每当想到那满脸皱纹的母亲，心中总是不能平静。母亲啊，在你身上至今仍延续着中国的美德：尊老爱幼。让我感受最深的是，母亲非常坚强。因为坚强，母亲承受着生活的艰辛；因为坚强，母亲对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关爱有加，让我们苦中有乐。
在我头脑里，一会儿是唐姨，一会儿是母亲，就像一幅幅美丽的画面叠映着我们无法说请对我来说她们谁对我来说占的份量大还是小，因为她们都是我最尊敬的人。我过去一向认为，我与杜鹃红的恩怨，不能都怪唐姨这个“介绍人”可以看得出，唐姨总觉得对不起我。
我向唐姨解释说，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不要把金钱看得那么重，成为金钱的奴隶。如果这样的话，生活就缺少了自然的乐趣。面对我的固执，唐姨也只好默认，不提了。
可如今，我受到了钱的诱惑。真的，金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金钱却万万不能。如果有钱，我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去一所大学续读书，或者自己专心致志去搞自已的文学但是，现在钱给我直接的概念是：为了生存！我现在是为自己谋生存而渴望钱了。
我渴望找到一份工作。看到一些不学无术的人，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是那样轻松，那样自在，我甚至怀疑自己这样活着值不值得。有时我也想像海子那样结束自己，这样的话我也许会一举成名。但我反而又想，这样成名又有什么意义呢？自己死了，什么东西也没有了，我李湘辉不能就这样结束自己啊！
我又想，人与人其实一生下来就不平等。你看，在钟离东他们公司，有一个北京人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干，就因为父亲是高干，公司里接纳了他，让他专门守传达室，每月工资却2500多元，比钟离东这个正牌大学本科生毕业的还要高。我当初也憎恨这种现象，憎恨社会上许多不平的现象，总认为这是**。但憎恨也好，你说**也好又如何？并不因为有人憎恨，这些**现象就减少了，结果是反而增多了。这样一想，反倒理解东方一笛的情绪和牢骚了。
是啊，在这个社会是不平等的。我想，大家本来都是一样赤条条的来到这个世界，只存在性别的差别而已。可是，因为出生地和家庭背景的不同，在以后的人生舞台上，角色的扮演就大有区咧了。一个农民子弟，拚命地读书就是想考出去，想把户口搬到城市；可城市的娃娃呢，一生下来就是“城市户口”奋斗的历程与艰辛因此却大大减少。临到大学毕业，择业时又因社会人际关系的不同，同样的优秀人才却又有不同的遭遇
城然，我还是赞同靠后天努力，靠自己奋斗而改变这才是公平的。于是我自已，也正开始这样的奋斗，这样的历程。
我无精打采地在北京的长安街上溜达，满脑子胡思乱想。不知不觉，来到了**广场。广场上人头攒动。天空中那几只游弋的风筝，似乎想要飘得更高更远，却因为身下有根线牵扯着，它的命运只能在原来的位置上飘动了。可恶！
风筝的命运一旦掌握在人的手里，纵有更大的本领和抱负，也只能徒劳地挣扎。此时，我想起那家报社的那个人事部长，想起了那些只凭文凭和户口上的人，我是不是风筝？他们把握我的命运吗？我自己问自己。
我一直围着**广场走，就那么走。究竟走了多少遍，自己也记不清了。后来，我又走到**城搂**像前。我站在**像前停顿了许久。随后，我随着缓缓的人群登上了**城楼。城楼上，我站在**当年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地方浮想联篇，**、周总理、朱总司令他们打下的江山如今是什么样子呢？说真的，我也说不清楚。不过总的来说，中国在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中国正在走向富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于是，我又豁然开朗了，便在城楼上特地购买了一个“**参观纪念”证书。上面是这样写的：
李湘辉于1994年某月某日某时登上**城楼。
特发此证
北京市人民政府**地区管理委员会
从城楼上下来，我庄重地在**前留了个影。这时，两个外国人拦住了我，请我帮助他们照相。我接过他们的照相机，在镜中窥视他们的时候，我突然闪过一个无聊的想法，于是把镜头往底下移动了一下，只对住他们的四只脚，按下快门。两个老外连用了两句生硬的中文“谢谢！谢谢！”后就离开了。我感到好笑，也好后悔。天知道底片冲洗出来后，他们会怎样大骂中国人的可恶，可恶之极！作弄了无辜的老外，我仿佛舒畅了一点。这才到故宫门前，在一家公用电话亭再次拨打了杨小小的电话。
［第八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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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是想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了。自已带来的钱以及那300多元的薪水已经花完了，现在是钟离东用他那并不高的工资来支付两人的伙食费、房租和零用钱。这样一来，这间可怜的小屋身价已经涨到了每月280元，差不多是我在老家上班时的月工资了。今天钟离东领了工资，便立即抽出三张“老人头”扔给我，这是给我的“零花钱”
我默然地收起了钱。没有说“谢谢”说也是废话。我和钟离东之间，不是一句“谢谢”能够可以表达的。这个二十世纪末的中国，人与人之间，亲戚朋友与亲戚朋友之间，能够达到我与钟离东这样默契、这样真诚、这样纯洁的话，实在是凤毛麟角了。在这物欲横琉的时代，金钱与吞噬了人间许多人的善良与真诚。在城信与友谊纯度大减的今天，尚存的只有我与钟离东了。东方一笛做不到这一点。“人生难得一知己，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感叹道。
但我明白，虽然我没有一些负债感，但却又因此多了一份责任，一份不辜负朋友的责任。我如果不努力尽快改变现状，只会给钟离东带来更多的麻烦，甚至因此拖垮他。对于花钱，我开始不像刚来时那样毫无节制，而是变得谨慎了，甚至准备戒烟了。
我又想起了自己借给杜鹃红的那三万元钱，想起了她的来信。杜鹃红呀杜鹃红，我在北京放不下的仍是这个名字。当初唐姨知道我给杜鹃红借款并决定自己承担那份高额利息时，恨得直磨牙：“你这个傻瓜，我要是你的亲姨，非甩你几个耳光不可！”
是的，唐姨不是我的亲姨，但在我心里她比亲姨还亲。话又说回来，唐姨是我在一次舞会上结识的。后来接触多了，便亲密起来，可以说唐姨待我胜似亲侄。我们的交情，早已胜过了那份血缘关系。就是我李湘辉与情人的销梦，也能说给唐姨听。在我心里，我感觉她比自己的母亲还好。
虽然，我不是说我母亲不好。在我心里，母亲是一个伟大而平凡的农家妇女。她生活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里，既要孝敬七十高铃的公婆（也就是我爷爷奶奶），还要照顾我和姐姐、弟弟三个儿女，可谓重担在肩。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农村还没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吃粮还得靠挣工分换取。重活生产队不派我母亲去，干轻活时间长，挣的工分却少。我父亲当时是生产队的会计，整天忙碌于生产队的事，常常是早出晚归，家里的一大堆子事只能由母亲独自一人承担了。母亲为了全家能填饱肚子，一有空就到家里的自留地里锄草、上猪粪。她琢磨着种些既长“头发”又生“蛋”的菜来帮助家里人充饥，如红薯、南瓜等。嫩绿的红薯殃、南瓜藤用来当菜吃；成熟的红薯、南瓜掺面蒸当饭吃有时为了给我们调口味，就把红署切成丁和米同时倒进沸水锅里煮成红薯粥，或把南瓜蒸熟后和些面做些南瓜蒸菜。我母亲有个习惯，即饭菜做好以后，总要张罗一声：“你们先吃饭。”我们便吃饭，我奶奶这时便颤颤颠颠地走过来对我母亲说：“你快去吃饭，我来喂猪。”我母亲这时才去吃那剩下不多的饭菜。
母亲把红署和南瓜视为家人的“救命菜”记得有一次，调皮的我到自留地里转悠，看见南瓜藤爬在红薯殃上，担心不利于红署生长，便四回家拿来镰刀，一袋烟工夫就结束了挂满灯泡时的南瓜秧的命。一向外弱内强的母亲，看见南瓜被砍得一片狼籍，心如刀剜，脸上的平和顿时全消，眼泪潸然而下，埂咽着：“这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菜’啊！”当我听了母亲这句发自肺腑的伤心话时，十分懊丧。
母亲足是个持家能手。她精打细算，靠卖鸡蛋供我们姐弟三人读书，靠积攒分分角角的钱换取油盐。母亲一生多磨难，含辛茹苦地把我们抚养成*人。如今，母寄已近花甲。每当想到那满脸皱纹的母亲，心中总是不能平静。母亲啊，在你身上至今仍延续着中国的美德：尊老爱幼。让我感受最深的是，母亲非常坚强。因为坚强，母亲承受着生活的艰辛；因为坚强，母亲对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关爱有加，让我们苦中有乐。
在我头脑里，一会儿是唐姨，一会儿是母亲，就像一幅幅美丽的画面叠映着我们无法说请对我来说她们谁对我来说占的份量大还是小，因为她们都是我最尊敬的人。我过去一向认为，我与杜鹃红的恩怨，不能都怪唐姨这个“介绍人”可以看得出，唐姨总觉得对不起我。
我向唐姨解释说，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不要把金钱看得那么重，成为金钱的奴隶。如果这样的话，生活就缺少了自然的乐趣。面对我的固执，唐姨也只好默认，不提了。
可如今，我受到了钱的诱惑。真的，金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金钱却万万不能。如果有钱，我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去一所大学续读书，或者自己专心致志去搞自已的文学但是，现在钱给我直接的概念是：为了生存！我现在是为自己谋生存而渴望钱了。
我渴望找到一份工作。看到一些不学无术的人，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是那样轻松，那样自在，我甚至怀疑自己这样活着值不值得。有时我也想像海子那样结束自己，这样的话我也许会一举成名。但我反而又想，这样成名又有什么意义呢？自己死了，什么东西也没有了，我李湘辉不能就这样结束自己啊！
我又想，人与人其实一生下来就不平等。你看，在钟离东他们公司，有一个北京人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干，就因为父亲是高干，公司里接纳了他，让他专门守传达室，每月工资却2500多元，比钟离东这个正牌大学本科生毕业的还要高。我当初也憎恨这种现象，憎恨社会上许多不平的现象，总认为这是**。但憎恨也好，你说**也好又如何？并不因为有人憎恨，这些**现象就减少了，结果是反而增多了。这样一想，反倒理解东方一笛的情绪和牢骚了。
是啊，在这个社会是不平等的。我想，大家本来都是一样赤条条的来到这个世界，只存在性别的差别而已。可是，因为出生地和家庭背景的不同，在以后的人生舞台上，角色的扮演就大有区咧了。一个农民子弟，拚命地读书就是想考出去，想把户口搬到城市；可城市的娃娃呢，一生下来就是“城市户口”奋斗的历程与艰辛因此却大大减少。临到大学毕业，择业时又因社会人际关系的不同，同样的优秀人才却又有不同的遭遇
城然，我还是赞同靠后天努力，靠自己奋斗而改变这才是公平的。于是我自已，也正开始这样的奋斗，这样的历程。
我无精打采地在北京的长安街上溜达，满脑子胡思乱想。不知不觉，来到了**广场。广场上人头攒动。天空中那几只游弋的风筝，似乎想要飘得更高更远，却因为身下有根线牵扯着，它的命运只能在原来的位置上飘动了。可恶！
风筝的命运一旦掌握在人的手里，纵有更大的本领和抱负，也只能徒劳地挣扎。此时，我想起那家报社的那个人事部长，想起了那些只凭文凭和户口上的人，我是不是风筝？他们把握我的命运吗？我自己问自己。
我一直围着**广场走，就那么走。究竟走了多少遍，自己也记不清了。后来，我又走到**城搂**像前。我站在**像前停顿了许久。随后，我随着缓缓的人群登上了**城楼。城楼上，我站在**当年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地方浮想联篇，**、周总理、朱总司令他们打下的江山如今是什么样子呢？说真的，我也说不清楚。不过总的来说，中国在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中国正在走向富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于是，我又豁然开朗了，便在城楼上特地购买了一个“**参观纪念”证书。上面是这样写的：
李湘辉于1994年某月某日某时登上**城楼。
特发此证
北京市人民政府**地区管理委员会
从城楼上下来，我庄重地在**前留了个影。这时，两个外国人拦住了我，请我帮助他们照相。我接过他们的照相机，在镜中窥视他们的时候，我突然闪过一个无聊的想法，于是把镜头往底下移动了一下，只对住他们的四只脚，按下快门。两个老外连用了两句生硬的中文“谢谢！谢谢！”后就离开了。我感到好笑，也好后悔。天知道底片冲洗出来后，他们会怎样大骂中国人的可恶，可恶之极！作弄了无辜的老外，我仿佛舒畅了一点。这才到故宫门前，在一家公用电话亭再次拨打了杨小小的电话。
［第八章完］